当皇马小将赫伊森的辱华事件在国际足坛掀起轩然大波时,全球媒体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这位年轻球员和其所在的俱乐部身上。然而,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,事件发生地的西班牙媒体,与邻国葡萄牙媒体,在报道的视角、深度和倾向上,呈现出显著的差异。这背后,是简单的敷衍了事,还是根植于不同足球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偏见?
西班牙媒体的“降温”处理:保护主义与商业考量
纵观西班牙主流体育媒体,如《马卡报》、《阿斯报》和《世界体育报》的报道,一个清晰的基调是“降温”与“淡化”。报道多集中于事件的基本事实陈述:赫伊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不当内容,随后迅速删除并道歉。报道的焦点很快转向了俱乐部的官方回应、可能的内部处罚,以及此事对球员个人形象和职业生涯的潜在影响。

关键词的缺失与视角的内化
在这些报道中,“种族歧视”、“辱华”等定性强烈的关键词往往被弱化,取而代之的是“不当言论”、“争议视频”等相对中性的表述。报道的视角高度“内化”,即从保护西甲联赛和皇家马德里这家顶级俱乐部声誉的角度出发。媒体更关心的是“家丑”如何平息,而非对事件性质的深刻剖析和对受害者(中国球迷及社群)的共情。这种处理方式,与其说是“敷衍”,不如说是一种基于商业足球生态的自我保护。皇马是西班牙足球的旗帜,其全球市场,尤其是亚洲市场价值巨大。任何可能损害这面旗帜的深度批判,在商业逻辑面前都会变得谨慎。
文化背景下的认知偏差
更深层次看,西班牙社会对种族歧视问题的敏感度,与其历史殖民背景和国内移民问题相关,但针对东亚裔的歧视行为,在社会认知和公共讨论中并未达到针对其他族裔的同等高度。这种潜在的社会认知偏差,也使得媒体在报道此类涉及中国的歧视事件时,缺乏足够的警惕性和批判力度,容易将其视为一次普通的“公关危机”而非严重的“价值观危机”。
葡萄牙媒体的“放大”审视:旁观者清与竞争视角
与西班牙媒体的“轻描淡写”形成对比的是,葡萄牙多家体育媒体,如《球报》和《纪录报》,对此事的报道则显得更为直接和深入。它们不仅报道了事件本身,更花费笔墨探讨了事件背后的种族主义问题、欧洲足球界长期存在的类似痼疾,以及皇马俱乐部在处理此类事件上可能存在的双重标准。
相对超脱的立场与批判空间
葡萄牙媒体之所以能采取更批判性的立场,首先得益于其“旁观者”身份。事件不直接牵涉葡萄牙俱乐部或联赛的核心利益,这给了媒体更大的报道自由和批判空间。它们无需像西班牙同行那样首要考虑“护短”。其次,西葡两国足球界既是伊比利亚半岛的邻居,也是长期的竞争对手。这种竞争关系使得葡萄牙媒体在审视西班牙足球的负面事件时,天然带有一丝审视甚至“挑刺”的意味,这客观上促使了报道的深化。

对种族议题的不同历史记忆
葡萄牙自身的历史(如殖民历史)和其足球界近年来在应对种族主义问题上的公开讨论(尽管自身也存在问题),可能使其媒体对这类议题有相对更高的报道敏感度。它们更倾向于将赫伊森事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“欧洲足坛反种族歧视”框架下进行讨论,而非仅仅看作一起孤立的俱乐部丑闻。这使得报道超越了事件本身,触及了行业顽疾。
差异的本质:利益相关度与媒体责任
西、葡媒体报道的差异,本质上反映了媒体在报道涉及本土核心利益(尤其是经济利益)的负面事件时的普遍困境。西班牙媒体的做法,是商业足球逻辑下的常态:控制叙事、降低损害、保护资产。这其中有职业足球残酷的现实主义,也暴露了在触及自身核心圈层问题时,媒体监督责任的退缩。
而葡萄牙媒体的表现,则更接近于媒体作为“社会看门狗”的理想角色:保持距离,揭露问题,引发思考。但这种“理想态”的实现,恰恰得益于其“利益不相关”的便利位置。如果事件的主角是本菲卡或波尔图的希望之星,葡萄牙媒体的报道基调是否会发生变化,也未可知。
对中国球迷的启示:构建全球体育话语权
这一报道差异现象,也给中国球迷和体育观察者带来了深刻启示。它清晰地表明,在国际体育舆论场中,话语权与自身所处的利益位置密切相关。期望事件直接相关方的媒体进行彻底的自我批判,往往是困难的。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,除了依靠少数相对客观的第三方媒体发声,更根本的是需要中国自身的体育媒体、社群和机构,持续构建强大、专业且具有国际传播力的发声渠道,主动设置议题,参与并影响国际体育舆论的规则制定,才能在未来面对类似事件时,不被边缘化,真正维护应有的尊重和公正。
赫伊森事件如同一面棱镜,折射出的不仅是球员个人的错误,更是欧洲足球媒体生态的复杂面貌。报道的差异,无关对错,而是立场与利益交织的必然结果。它提醒我们,在全球化体育盛宴中,掌声与批评从来都不是均匀分布的,读懂其背后的叙事逻辑,与欣赏比赛本身同样重要。
